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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葬出土的竹简《算数书》中记载了古代粮食计量的方法，经验证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结合此方法，可以对洛阳地区勘探发掘的战国、隋唐时期的仓储粮规模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其中，战国粮仓发现74座粮窖，大约可储粟米2514万公斤，约合当时83.8万石；隋回洛仓有7余座窖，大约可储粟米2.72亿公斤，约合当时784.9万石；隋子罗仓记载共有6余座粮窖，大约可容48万石粮食，约合今1267.2万公斤；唐含嘉仓天宝八年(749年)时储粮达583.34万石，约合今1.亿公斤，几乎占据了 粮库储粮的一半，其仓窖数量应在4座以上；唐常平仓发现了32座仓窖，可储存粮食约8.6万石，合今2127.84万公斤。对这些仓储粮量的研究，既可以加深对粮仓规模的认识，还可以对当时 的农业经济状况有比较直观的了解。许昌博物馆现藏有汉代文字瓦当、云纹瓦当和人面瓦当等，大部分属东汉时期，个别可能早至秦至汉初，晚至曹魏初期。有些瓦当的细部法为其他地区少见，可补之缺，亦可彰显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字体在卜辞类型划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分类的目的就是为断代客观的参考依据。在研究花东字体类型的基础上，对这批卜辞的刻写时代出推定，必将进一步推动对非王卜辞的认识与理解。咸阳出土北周保定四年(564年)《魏故南秦史成君碑》，为存世不多的北周碑版增添了一例年代较早的历史物证，也为研讨西魏北周之间的史事与人物，特别是梳理南秦州史成氏家族了重要的文献依据，而其书法样式也足以见证当时长安地区的流行风尚。因为此碑在内容上的特点是为北魏南秦州史成君和他的两位胞弟、一位堂弟和一位侄子共同下葬而建立的家族墓碑，故本文的考证一是侧重于成君的家族与人物，以此见证族源为匈奴后裔的成氏一族乃是有功于北魏的上谷豪族；二是侧重于这些人物所参与的重大史事，譬如碑文所记中坚将成尊和领"征梁、汉，与吴贼兰钦交阵"乃是南梁与西魏在汉中南郑的一次重要战事，适可与正史互为补证，并能见证当时战争的惨烈悲壮。此外，碑文有"内辩三乘，外明六史"之说，故关于"六史"的称谓在内涵上究竟是指文献还是指职，也是文章注重分析的一个问题。当然，还值得留意的就是此碑的书法，楷书中尚未尽脱北魏笔致而又有受到北齐影响的隶书意趣，堪称北周碑版墓志书法中 为峻整者，并足以见证这样一种受南朝书风影响而在北周都城长安地区营造出来的书法时尚与主流样式。这座墓葬是洛阳地区近些年来发现的为数不多的没有被盗的有唐三彩器出土的墓葬，它的发现不仅丰富了洛阳地区所发掘出土唐三彩墓葬的实物，而且在墓葬的形制和埋葬习俗等方面也了非常难得的实物。本文在追溯智该法师师承关系的基础上，纠正了《长安发现唐智该法师碑》一文的某些结论。文章认为，智该法师是隋末唐初的义学高僧，他虽曾讲习唯识经论，但与唯识宗创无关。智该葬在终南山楩梓谷，其碑出土在白塔寺，这一切表明他是一位三阶教信奉者。归义曹氏第四任节度使曹元忠于后晋天福九年(944年)嗣任故兄曹元深之位至后周显德二年(955年)诏赐其"沙州节度使"的十一年间，系以"沙州留后"身份统治敦煌，莫高窟第61窟正是这一"非常时期"敦煌以文殊信仰为主导的佛教文化的物质性再现。该窟借鉴了初唐以来莫高窟《维摩变》与《文殊变》相对表现的空间格局与视觉经验，中心佛坛文殊造像与西壁《五台山图》实际上直接脱胎于吐蕃统治敦煌以来塑绘结合的《文殊变》，并因第61窟 的文殊主题，相应有极大拓展，基于佛坛文殊造像之需要，曹氏画院运用"空间单元"图式结构，重构了中唐《文殊变》中的《五台山图》，赋予其"独立"而宏大的格局，并在以文殊造像为中心的文殊语境中，实现了以《文殊变》与《维摩变》对应结构为主体的宗教与图像内涵的紧密结合。 博物馆《古代陈列》展陈一件虎形节，有铭文四字，以往未见讨论。本文考证铭文读为"王命传虎(遽)"。"传"字和"传遽"一词带有燕、齐文字特点，但从形制和铭文语言环境看此节当属楚器，应是战国晚期楚灭鲁后，与齐、燕文化相互影响的产物。启蒙主义唤醒了人类理性，对18世纪欧洲的 、宗教、哲学等各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艺术领域都得到回应：世俗化的、市民化的艺术形成，道德主题的作品影响了整个欧洲。在英国、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甚至后期在西班牙，启蒙思想的财富都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一方面，艺术宣扬鼓舞了启蒙思想，另一方面，艺术也凸显了启蒙进程中的问题并引发人们深层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