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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新见三枚明末李自成农民印章的讨论，知晓大顺政权在政权建设时，不仅设置了大量的地方行政职，同时也设置了不少学等辅助性质的职。在整理目前所见李自成遗印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李自成农民印章的用字问题和该农民在巴蜀地区的活动，并纠正了文献中有关用印制度的错误记载。文中指出印章因避李自成父亲名字之讳，禁止"印"字入印，而改为"契、信、符、记"等专称，成为其一大特色。从现存的李自成遗印实物情况看，明末大顺农民在巴蜀地区也一度控制了不少地方，而并非传统上认为巴蜀地区完全为张献忠农民的势力范围，可补相关历史记载之缺遗。 博物馆藏稿本《曾幕文牍》两册是同治五年(1866年)至八年(1869年)由曾国藩幕僚起草、经曾国藩本人核改的信稿汇编，收录251通信函，收信人涉及94位晚清 、界重要人物。首先，结合曾国藩文集和吴汝纶文集等材料，梳理曾国藩与吴汝纶关系，确定文牍应系吴汝纶家藏。其次，整理曾国藩批示、修订。他要求幕僚拟信时确定收信人称谓一致、回复政要务信函需参阅相关稿札、尽快回复与战事相关信札、指明改原因等；对信札的修改主要是文字的考证辨析、具体内容的修订等等，这些体现他务实但又一丝不苟的事原则，对了解曾国藩生平、幕僚情况、交友等问题，具有珍贵史料价值。 ，校勘《曾国藩全集》收录信函，发现全集未收信件169通。文牍作为拟信底稿，保存了文字的原始状态，对于补充全集等已刊信函的缺失内容、确定缮发日期、校订脱文和衍文，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15年3月，山东省济阳县垛石镇前刘村发现两座东西并列的唐代家族墓葬。两座墓葬的形制均为带墓道的圆形穹隆顶砖雕墓；M1为单室，M2为双室。M2出土的墓志中记载墓主人为顾忖，生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卒于唐文宗成元年(836年)。顾忖先后任黄县尉，东光、章丘、临济县令。其家族是魏晋时期名门士族，多出吏，涉及多位重要历史人物。M2是济南地区 发现的有明确年号的唐代砖雕双室墓，墓葬的形制、结构、砖雕风格均极富特色，为了解唐代穹隆顶双室墓了详细。墓志中记载墓葬的年代，准确解决了唐代墓葬考古上的断代问题，具有标尺意义。前刘村唐代家族墓的发掘，为了解济阳的地名沿革了重要，填补了现存《济阳县志》只能较为详细地记录到金代的历史；墓葬的发掘对于研究当地水利水文、自然环境变迁等均具有重要价值。商王朝之前存在一个由夏族人建立的夏王朝，这在较为可靠的先秦文献中有充分的论述。考古学为夏的存在了坚实依据，传世文献有关夏的一些记载得到了考古上的印证，地下出土夏至东周时期有关夏史的金文、甲骨文、竹简、陶文、骨刻辞等文献材料，也为夏的存在了实证或旁证。琱生诸器中琱生与召伯虎的人物身份疑问不大，其二者宗属关系有待进一步确认。而氏与我母、幽姜、召姜为一人，君氏与我考、幽伯、宗君、朕宗君为一人，二者是夫关系。至于"止公"、"弋伯氏"二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他们的出现实为断句与释读出现错误所致。周代人兽合体造型玉器，加进了人的参与和主导，这就突出体现了当时社会观念形态中人格意识的进一步提升，显示了人兽结合造型的艺术成果。在西周时，龙神已被人格化，并被尊为人间与神界相依相合、互相沟通的神。玉雨师像即是龙神文化品格被提升的产物。甗形器是华南地区印纹陶文化系统下一类非常有特色的遗物，它的功能与陶甗相同，但底部为釜而非三足器，必须配合支脚或灶方可使用。本文在搜集、梳理现有考古的基础上，首先通过陶器类型学研究，建立了这类遗物的发展谱系，并初步将其划分为三期，各期年代分别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早商时期、晚商至西周初期和西周至春秋早期。其后进一步讨论了甗形器的起源与产生机制，指出华南地区印纹陶遗存中的甗形器 早起源于早商时期的赣北—鄱阳湖地区及其邻近地带。并在分期基础上，考察了甗形器分布范围的扩张与收缩变化，总结了各型甗形器的流行地域及传布过程，指出甗形器在传布过程中可能已经越海到达了 岛南部地区。 介绍了现代 土着群体用于蒸煮食物的甗形器，并利用民族志推定了印纹陶遗存中所见甗形器的用途及使用方式。涧磁岭：区是定窑遗址的一个重要区域，由：区出土瓷器的器类组合、造型与胎釉特征、装饰技法与纹样、装烧工艺等方面的特点和变化，可初步了解涧磁岭窑区从发生、发展到繁荣的各阶段。总结各时期定窑的生产特点和工艺发展，可了解定窑制瓷业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发展状况。11年7月，对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铜矿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在遗址南部发掘区，了房址2座、矿坑1处。出土遗物中陶器以高领、鼓腹、领部饰附加堆纹的鬲残片为主，石器中有大量采矿使用的锤及少量矿石的研磨器。该遗址的年代大致相当于晚商时期，是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 早的铜矿遗址。龟兹石窟中的立佛列像可分为两大类。类以立佛为画面主体，佛旁绘供养者，多在中心柱窟甬道内，与表现菩萨功德的誓愿题材有关，见于克孜尔第1、163窟、玛扎伯哈第9窟等。画面中的立佛为过去诸佛，而佛旁行供养的人物则为菩萨。这些菩萨像大都可视为释迦牟尼的前世，但也包括其他菩萨的形象。第二类为单纯表现立佛列像，佛像尊格有一部分可推断为过去佛，见于克孜尔第176窟、新1窟等。因此，以立佛列像来表现过去诸佛，在龟兹地区似已形成一种传统模式。龟兹壁画中的誓愿题材成为吐鲁番回鹘时期誓愿画的直接源头。但是，与高昌、北庭相比，龟兹地区的回鹘人在创作誓愿图方面，更多地保留了龟兹本土文化因素。众多誓愿图的涌现，反映了菩萨思想在龟兹地区的上升，这与当时人们对成佛的追求和对"菩萨道"的践行有关。15年3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长治县博物馆在长治县镇里村抢救性发掘了一座金代墓葬。该墓被严重盗扰，随葬品无存，但是出土了一具体量较大的石棺。石棺结构复杂，由棺盖、棺身和底座等部分组成。棺盖由四部分拼合而成，棺身和底座由一整块青石雕凿形成。棺盖、棺身和底座外表面经过磨光，且装饰有复杂的图像。装饰技法以细线刻为主，局部使用减地平面线刻技法。棺盖正面装饰折枝莲纹，棺身左右帮板装饰人、飞天、云纹，基座束腰部分装饰线刻二十四孝人物孝行图。石棺这种葬具在山西地区发现较少，时代多集中在宋金时期，有明确纪年的数量极少。二十四孝题材在壁画、砖雕等墓葬中出现很多，本次发现丰富了二十四孝组合研究，同时为确定同类型石棺的时代了参照。黄河下游及其以北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支脚的年代及地域分布均较集中，本文对其形制和功能等方面进行探讨，旨在以此揭示各区域内的文化传统和各区域间的文化交流情况。本文将陶支脚划分为七个类型，归为五个分布区。从形制特征和装饰风格的多样性看，陶支脚应不 于日常生活器具的功用，可能也作为具有特殊精神内涵的器具使用。陶支脚到陶鼎的演化路径也并非单线的，各区域的情况不尽相同。